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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个命运多舛的女人，从记时起就没想过一天福气，也没感受过爱，她叫兰红霞是我母亲，我今天诉说她的故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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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在荆州段流淌得格外沉缓，仿佛也承载不动这片土地上沉淀的苦难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当新中国初现的曙光尚未彻底驱散乡村的贫瘠阴霾时，在荆州某处偏远村落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，兰红霞带着微弱的哭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她的降临，并未给这个己然窘困的家庭带来多少欢乐。彼时的中国农村，挣扎在温饱线边缘是常态，尤其是在荆江平原这片十年九淹的土地上。饥饿，如同盘旋不去的秃鹫，时时觊觎着每一户人家的灶膛。而兰红霞家，孩子仿佛是按着饥饿的节拍降临：姊妹西人，她是大姐，底下先是两个妹妹，最终才盼来了那个承载着家族全部希冀与压力的“老二”——弟弟。
这个家庭序列，几乎决定了她从记事起就无法被定义为“孩子”。“老大”的身份，在七十年代的湖北农村，不是荣耀，而是沉重的天职。
当弟妹还依偎在母亲疲惫而瘦弱的怀里，懵懂不知世事时，小名或许叫“霞儿”的兰红霞，就必须过早地告别童真，成为家庭劳力的一份子。
她的双手过早地触摸到生活的艰辛：
? 田野间的“小帮工”： 灶台的高度还够不着时，她就要学着蹲在灶膛口添柴加火。烟熏火燎是家常便饭，被跳跃的火星烫出细小的水泡也是常有的事。年龄稍长，便扛起比人高的锄头或铁锹，跟随父母下地。春寒料峭，荆楚大地的冻土尚未化开，瘦小的她就要在泥泞的田埂上踉跄，负责拔草、点种，或者抱着沉重的箩筐捡拾散落的稻穗麦粒。夏日的酷暑能把泥土炙烤得滚烫，她顶着草帽，在望不到边的稻田里弯腰插秧、拔稗草，小腿肚上爬满吸血的蚂蟥，也不敢停下叫苦。
? 带弟弟妹妹的“小保姆”： 当第三个妹妹（也许之后还有）和唯一的弟弟相继出生后，“老大”的责任陡增。弟弟，是全家的“命根子”，也是她必须优先看护好的对象。她的后背成了“摇篮”，用一根粗布条将仍在襁褓中的弟弟（或最小的妹妹）紧紧绑在身后，无论上灶烧火还是下地捡拾，年幼弟妹的重量都沉甸甸地压着她尚未发育好的脊梁。要时刻留心背上的弟弟是否哭闹；要随时照看能走路的妹妹是否摔跤、迷路或闯祸；当大人无暇分身时，洗尿布、煮米糊、哄睡哭闹不止的孩子就成了她分内的任务。她自己的童年，就在日复一日照看更小孩子的疲累和责骂声中悄悄溜走。
? 被无限压缩的食量与份额： 食物是生存最硬的通货。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家里的米缸永远空得能见底。野菜、红薯、南瓜、甚至麸糠，是餐桌的主角。即便如此，作为女孩，尤其是“老大”，她碗里的内容永远是家里最稀薄的那一份。好吃的、有营养的（哪怕只是一颗难得的鸡蛋或一小块油渣），理所当然先紧着“老二”弟弟，然后是年纪更小尚需照顾的妹妹们，最后才轮到她。饥饿的感觉，从胃里蔓延到心里，成了童年最深刻的烙印。她早早学会将碗里的食物扒拉干净，不敢有丝毫浪费，也习惯了在吞咽食物时，压下那份对“别人碗里更多”的委屈。
? 情感干涸的荒漠： 在生存重压下挣扎的父母，能给孩子们的温情本就有限。有限的关注和温暖，更是毫无悬念地倾注到唯一的儿子身上。身为“老大”，她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照顾弟妹的责任，还要格外“懂事”：不能抱怨，不能喊累，更不能因为弟弟妹妹的哭闹耽误了干活而生气。做得好是应当，做不好便是一顿数落甚至责打。她的委屈和疲累无人倾听，需求被视为矫情。在父母眼中，她是可靠的帮手，是“半个劳力”，唯独不是一个需要被呵护、被宠爱的女儿。“姐要让着弟妹”、“姐要懂事”、“姐要帮着爹妈分忧”，这些训诫像沉重的枷锁，让她过早地学会了沉默和忍耐。
七岁的兰红霞，可能就有着十七岁的沧桑眼神。当同龄城里的女孩也许还在跳橡皮筋、戴新头绳时，她在荆江平原凛冽的寒风或燥热的日头下，背着一个，牵着一个，身后或许还跟着一个，身后泥土地上的足迹拖得又长又沉。汗水混着眼泪流进嘴角，是苦涩的盐，也是她人生最初、最无选择的滋味。长女的烙印，从出生起便刻在她幼小的肩头，成为一份无法卸下、更无从诉说的重轭，在她尚不能明白命运的残酷时，就己推着她开始了漫长一生的负重之旅。 她那本该充满嬉闹和无忧的童年时光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在烧火的浓烟里、田野的劳作中、弟妹的啼哭声下，还有那永远只装着一小碗清汤寡水的粗瓷碗底。这片生养她的荆楚土地，此刻留给她的不是温情的摇篮，而是沉甸甸的、需要她用的肩膀去扛起的责任大山。
她的童年，像一片过季的柳叶，未及舒展新绿，便在时代的萧瑟与长姐的宿命里，早早地蜷曲枯黄了。背着幼弟的布带勒进肩胛骨，如同命定的刺钩。七岁的灶膛前，火光映亮她脸上的烟灰和比灰更深的疲惫——那火能煮熟弟弟的米糊，却暖不热她空荡荡的胃囊。田埂上赤脚踩过蚂蟥吸饱的血渍，没人教她怕，只顾着护紧背上哭闹的“命根子”。当母亲掰开唯一的糖糕，她只分到指间黏着的甜气。深夜枕着猪圈飘来的泔水味，猪崽拱奶的咂嘴声，竟成了她听过的，最温存的安眠曲。
